然而，他一方面认为公民请求行政机关履行的给付义务必定源于给付请求权，另一方面却只从基础法律关系中推导出行政机关的给付义务，私人的给付请求权被忽视。
[19][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2）实名处罚公开无疑会增进透明，但完全可采用更柔和的方式实现此目标。
[32]（2）非自然人也有声誉，例如，企业的商誉，会因处罚决定公开而降低。作为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公开处罚决定确有其特殊性，但并不在于公开会侵害受罚者隐私权或声誉权，而在于实名公开涉及个人信息，而且是非私密、非敏感的个人信息。在行政事实行为说下，又存在两种观点。[54]（2）搜索成本（search cost），即人们有心了解处罚决定但无力获知。处罚公众人物或知名企业吸引更多公众关注，但公众关注和公共利益并不必然等同，故身份标准失之偏颇。
社会心理学研究显示：点名与羞辱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是与被羞辱者有社会交往的人群成为受众。[34]熊樟林：《行政处罚决定为何不需要全部公开？——新〈行政处罚法〉第48条的正当性解释》，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00页。[8]参见《民法典》第1024条第2款。
参见[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孙力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7-78页。这是由于部分违法者对一定数额的罚款并不敏感，亦非声誉敏感主体，且受大而不能倒等因素影响，与资格限制等强烈关联的标签式声誉罚适用空间极小。部分以视听传媒为主要形式的发布途径往往伴随照片、影像资料的呈现，深度挖掘报道与网站客观记录之间明显存在披露信息量多寡的差别，更多信息量的曝光意味着相对人名誉减损程度的进一步加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缘何行政法学界集体选择使用声誉罚而并非名誉罚的概念。
基于法律、道德、共同体规范等多重理据，部分领域对从业者提出了明确的业务能力与职业伦理要求，例如《公务员法》第14条、《教师法》第3条和第8条、《医师法》第3条、《律师法》第3条、《科学技术进步法》第67条等。在声誉罚影响巨大、无法撤销且声誉难以有效修复的前提下，行政主体经由警告的处罚形式明确表达相对人若不改正或再犯将触发声誉罚的告诫，可以发挥强烈的精神警惕效果。
[41]参见贾茵: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法理分析与合宪性建议，《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103页。生产销售食品药品等与消费者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商业主体声誉敏感程度更高。另一方面，行政活动须满足行政处罚的定义，既不属于其他类型的行政行为，亦与通知单位、告知家属等程序性要求相分离。注2，熊樟林文，第111页。
其一，行政处罚由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此外，为探寻部分负面信息披露行为内在的制裁性，声誉罚的认定不应拘泥于行政主体在处罚通知书中对处罚种类的记载，而应当溯至行政主体真实的意思表示。在《行政处罚法》增列通报批评作为处罚种类后，立法机关未对其进行扩张解释，而是将其看作声誉罚中较轻的一种形式，仅适配较轻的违法行为。[46]一方面，如果较少使用声誉罚手段引入社会制裁，部分声誉敏感但金钱支付能力较强的群体将无法受到有效威慑，甚至使得部分群体拥有违法成本趋近于零的特权，引发市场失序、规制失灵的恶性循环。
关键词: 声誉罚 负面信息披露 过罚相当 合理威慑 引 言关于行政处罚种类的界分，行政法学理论一贯主张以处罚手段所限制的是相对人财产权、名誉权、自由权抑或其他权利为核心标准，将限制相对人名誉权的处罚种类界定为声誉罚。[25]辨明一项制裁措施是否由行政主体向相对人作出，原本是较为容易的判断要素。
行业内通报是行政主体在行业共同体内部表达批评的重要形式，同时向相关从业者传递威慑信号。如果将其理解为声誉罚，那么类似行为将面临未载入处罚通知书、逸出行政处罚程序、挑战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质疑，于是有观点认为应将处罚过程中的违法事实公布定性为声誉罚，将处罚决定作出后的公开定性为行政事实行为。
行政主体只有在更温和的声誉罚形式无法有效实现过罚相当目标时，才应溯至更严厉的声誉罚形式，尤其应当警惕标签式声誉罚所产生的聚合性效果。但声誉罚的类型化仍有积极意义，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寻找有相对确定性的变量，有助于为规范声誉罚的裁量权提供参照。进而可以非常明显地得出结论，在立法原意中通报批评的预期效果小于向社会公布其违法行为。对此，为与声誉罚的处罚种类性质相匹配，行政主体应当将是否对外披露违法行为在处罚决定程序中予以裁量，并将其作为声誉罚的具体形式明确载于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扭转将该行为过程与其他处罚形式适用相分离的现状，以此满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性要求。[52]另一方面，从为受害人澄清的角度考量，将违法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曝光既是对受害人信息泄露、名誉减损的安慰机制，也是恢复与救济机制，还是社会普遍接受的报应机制。由于通报批评包含在行业系统内披露等更小的扩散范围，但公开谴责、其他单一式负面信息披露手段等必然涉及向全社会公布，因而后者的制裁效果更强。
但在法律性质上，除通报批评外的其他形式却往往被置于以提供信息为核心目标的行政事实行为范畴中，逸出《行政处罚法》第9条的约束，声誉罚又成为仅包括通报批评的空筐。当然，行政主体在发挥声誉罚制裁作用的同时，必须正视其所引致的社会谴责，不宜直接将声誉罚的适用梯度提升至极高的位置。
行政主体在适用声誉罚的过程中，还须正视违法者与违法行为异质性的影响，兼顾过罚相当与合理威慑的要求。根据前文，声誉罚有可能作用于相对人的精神、狭义的名誉、财产与资格，严厉程度沿着心理负担—社会谴责—金钱损失—机会损失的进路渐次加深。
（三）标签式声誉罚标签式声誉罚是指行政主体以标签为媒介表达对相对人负面评价的处罚形式，旨在通过声誉罚的形式实现对相对人精神、名誉、财产、资格的更高程度限制。通报批评并非唯一的单一式声誉罚形式。
（二）集合式声誉罚集合式声誉罚是指行政主体希冀更显著地影响相对人名誉，同时对其财产乃至交易机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进而通过信息或途径的集合等方式来主动增强相对人名誉减损程度的声誉罚形式。[9]参见陆青:数字时代的身份构建及其法律保障: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中心的思考，《法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13页。声誉罚梯度自下而上共三个层级，分别是以客观披露与克制批评为核心的单一式声誉罚、高度汇聚违法信息或广泛扩展披露渠道的集合式声誉罚、将负面评价加诸行为人而非违法行为的标签式声誉罚。置于信用档案并公开是声誉罚在大数据下的新形式，它解决了公众无法在庞杂信息中对特定信息凝聚注意力的现实难题。
以获取关注度为核心盈利模式的从业者声誉敏感程度更高。[37]记入信用档案行为目前存在多种形态，如果行政机关设置信用档案仅供本机关记录留档、日后执法参考或者对相关执法单位政务共享，不与授权查询和对外公示必然联结，则该记入信用档案行为并非行政处罚。
该目标通常出现在三种情境，一是为预防巨大而急迫的风险，行政主体具有为避免公共利益遭受损失而发布警示的义务。[47]即在企业规模极大、业务影响甚广的情境下，行政主体为确保用户合法权益，面对其严重违法行为时鲜有处以资格罚，而通常以巨额罚款以及其他监管措施作为规制手段。
当相对人的道德、信用被质疑后，数种负面影响或接踵而至。[6]事实上，轻微抑或严厉的两极，均无法精准描绘手段多元、样态复杂的声誉罚种类。
在违法行为类同的情形下，违法者异质性将直接导致相同的声誉罚手段效果差异极大。具体而言，负面信息的对外披露可以次第涵盖相对人的所有社会关系网络。基于声誉罚效果难以精确预期的特性，行政主体须与被监管主体保持充分的协商与对话，尽量将更加严厉手段作为温和手段的后摄，根据违法情境调试声誉罚强度。例如对邻水县融誉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发布违法广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即详细载明相对人更希冀获得警告、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而非3600元的财产罚的陈述申辩意见。
[24]参见朱春华:《法治政府的信息规制工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61-62页。[51]其二，违法行为是否与侵犯他人信息、名誉显著相关。
[34]例如在2022年9月颁布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中，第39、40、41、43条均规定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或者数额不等的罚款。单一式声誉罚是声誉罚的基础形态，其将实施效果更多地赋予市场与社会主体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自然反馈，不追求显著增强污名与扩散程度，《行政处罚法》第9条中的通报批评在立法原旨上即采此义。
参见张红:走向‘精明的证券监管，《中国法学》2017年第6期，第160页。[5]更加重视精神影响的偏颇定位产生了绵延至今的负面影响——2021年《行政处罚法》所增设的通报批评在随后的立法中几乎全然与警告相并列、与宽松的法律控制方案相对应，被视为轻微的处罚种类。